〔德〕威廉·魏施德
一般都认为，真正的教授总有一种教授特有的风度与习惯：庄重威严，不苟言笑，呆板迂腐。再加上一点丢三落四，心不在焉，绝对地超然脱俗，与世无争。简言之，他们这种书生气是特有的，滑稽而感人，既值得钦佩又让人觉得可笑。要举例子的话，便少不了康德（Kant）的大名。
事实正是如此。康德，起码在晚年，是一位天才的老学究，特别遵守时间。一位同时代的传记作者曾写道：康德每天都要拜访老朋友格瑞，“他下午动身去朋友家。到那时，格瑞正在躺椅上睡觉。康德坐到旁边，继续思考着，慢慢地也就进入梦乡了。过一会，银行家拉夫曼准时到来，他也和康德一样，坐在一边打盹。到了一定的时间，莫特白走进来，叫醒他们三位。一场热烈的交谈便开始了。七点正，聚会准时结束，朋友们各自回家。我就经常听到街上的居民说，不可能到七点了，康德教授还没有走过哪。”
晚年时的康德，每天的日程安排非常呆板。他的一位朋友写道：“不管冬夏，康德每天早晨五点起床。仆人四点三刻准时来到床前叫醒他，直到主人起来后才离去。有时，康德睡意正浓，请求再让他休息片刻。但按照康德事先的命令，仆人从不让步。”起床后，康德便开始在书房里学习，然后去上课，机械而准时。下午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用餐时间一般很长。晚上十点上床。一位同时代人这样写道：“经过多年的习惯，他能特别轻巧地钻进被窝。一般是要睡觉时，他先坐在床上，轻轻地躺下，将一个被角拉到肩膀上，再掖到背下，然后特别熟练地将另一个被角用同样的方法整好，接着再将身体的其他部分盖好。这样把自己像茧子一样裹好后，他便等待着睡意的来临。”
如同日程的安排，康德的环境也必须布置得井井有条。剪子或小刀放错了方向或者稍微移动了一下，房间的某个椅子放错了位置，都会使他心烦意乱，坐立不安。
最使康德感到气愤的，莫过于好心好意的朋友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一次，某位阔佬邀请他坐车郊游。由于玩的时间长了，康德到了晚上十点才在自己家门口下车。对此他感到非常生气。作为哲学家，这点小小的经历便变成了一条普遍的生活准则：“绝对不要让别人带你去坐车郊游！”报道这件逸闻的作者补充道：“从此以后，世界上便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偏离自己所制定的这条金科玉律了。”
这些都是些事与愿违的事情。比此更难以忍受的，是周围环境中的声音。有一次便是邻居的一只大公鸡，使康德思想难以集中。他决定买下这只于思维不利的小动物。报道这件事的人写道，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只公鸡怎么会打扰一位哲人。邻居不卖，康德没有办法，只好搬家。但这也没用，因为新房子位于市监狱旁边。按照当时的习俗，为了改造犯人们的思想，服刑的人必须唱宗教歌曲。而这些人便每天打开窗户，声嘶力竭，不要命似地歌唱着。康德无可奈何，向市长提出抗议，对“监狱中的虚伪言行”“感到气愤”：“我不相信，如果让这帮人关上窗户、低声咏唱的话，他们就有理由抱怨，好像他们的灵魂就会因此而得不到拯救似的。”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还提到这件事。该书第一次再版时，他在注释中补充道：“那些建议在家中祷告时也要唱宗教歌曲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这种闹哄哄的因此也是卑鄙虚伪的祷告恰恰会给别人带来不堪忍受的痛苦。因为这样就会迫使邻居跟着歌唱或者干脆放弃自己的思考。”由此也可看出，康德对类似的外界干扰是多么感到气愤。
除了绝对地保持安静、机械呆板地安排时间外，康德晚年时还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自我约束，当然也对这些约束的必要性作了严格的论证：早餐时只喝两杯茶，吸一袋烟，晚餐时面包要全抹上。一位认识康德的人还说：“康德喝的茶是从几束茶花中提取的一种非常淡的茶叶，抽烟斗是为了同时调节空气。”对喝咖啡，康德对自己更严格：“康德非常喜欢咖啡，但他不喝，总是极力战胜自己的欲望。这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咖啡味的刺激几乎使他垂涎。而他认为咖啡油对身体有害，便彻底放弃这一享受。”
康德的另一条严格的自我约束是：不管医生怎么说，病情多么严重，服药量一天最多两片。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提到一个人的墓志铭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这个人是由于眼用了过量的预防药而死的，他的墓碑上写着：“某某先生本来是健康的。但他希望自己更健康，所以他现在躺在这里。”
受这种严格的自我保养法的启迪，康德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论心境的力量：——单纯通过意志战胜疾病》。书的内容从标题就可看出，其中有“论睡眠”，“论饮食”，“论通过调节呼吸防止和消除疾病的偶然发生”。他对这类健身诀窍的解释当然有时是很奇特的。譬如他写道：“一个人一生中总共睡多少觉，这是命中注定的。一个在中年时睡觉多的人，不能睡很长时间的觉，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指望自己长寿。”用下面一段话，康德介绍了自己的另一个绝招：“几年前，我常常流清鼻涕，咳嗽，这使我很痛苦，特别是它们常常在我睡觉时发作。夜间休息受到干扰，我当然很窝火，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用的办法是紧闭双唇，迫使自己用鼻子呼吸。起初很吃力，但我不中止、不让步。后来鼻子完全通了。呼吸自由了，我也就很快睡着了。至于咳嗽么，我最讨厌的便是英国人所说的那种老年性咳嗽，因为这种病总是被窝刚暖热后发作，弄得人久久难以入睡。这种病是由于张着嘴呼吸时吸入的空气刺激气管上端引起的。要预防它，无需药物，直接调节一下心境即可。方法如下：尽最大的力量将注意力转移一下，从而阻止气体喷出。我刚开始这样做时，感到全部血液都被憋得涌到脸上，但正是这种刺激产生的唾液能够阻止空气的排出，即咳嗽，所以我迫使自己将唾液咽下去。这种自我调节需要很大的决心与毅力，但也因此对身心特别有益。”
健忘是教授们最大的恶习。对此，康德也有非常奇特的治疗办法。解雇了仆人拉穆柏后，康德对由此产生的环境变化一时难以适应，因此他决定不再去想这件事。为了使自己不忘记这一决定，他就在备忘板上简单地写上：“必须忘掉拉穆柏！”在这位哲学家的一生中，还有许许多多不寻常的事情。出于某种基本的考虑，康德禁止仆人给他的卧室通风。一位传记作者写道：“由于观察的错误，康德得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自以为是的假设。事情是这样的：为了防止阳光直射，他的一个房间的窗帘总是拉上的。有一次到郊外小游，临行前忘了告诉仆人将窗帘拉好。回来后他发现房间里臭虫成灾。他认为以前没有过这种虫子，便由此得出结论：阳光是臭虫生存与繁衍的必要条件，防止阳光直射是预防臭虫的有效办法。他认为这是一条真理，所以就一直坚持他的观点，对别人的一点点怀疑都感到生气。……我不理他那一套，让人把房间和床铺打扫干净，臭虫也随之减少了。为了新鲜空气能够进入，窗户和窗帘每天都要打开的。只是康德不知道罢了。”
康德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哥尼斯堡，他的这些奇怪的秉性也许与此有关吧。他于1724年生于此城，学生时代也是在这里度过的，随后在贵族家庭当教师。他是否胜任这个工作，我们很难回答。他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康德认为，有目的地和孩子们打交道，用他们的语言概念交谈，是一门要求很高的艺术。但康德也曾说，他到底还是没有掌握这门艺术。”
9年后，康德如愿以偿，成了大学老师。另外，他按照聘书所承担的任务要比今天的教授们的范围广得多。除了哲学以外，他还讲授数学、物理、地理、天赋人权、机械、矿物学，而且每周二十个课时。对这种颇费时间的苦役康德也时有抱怨：“就我来说，每天都坐在讲台前的铁砧旁，按照同一个节奏把沉重的铁锤抡下去，作着那些几乎内容雷同的讲演。”
不要以为康德因此就是一位枯燥的讲坛哲学家。同时代的许多人都称赞他才气横溢，诙谐幽默。赫尔德尔写道，康德“人到中年，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特有的那种欢快与乐观。我甚至觉得这种气质一直到晚年也没有离开他。他那开阔的、专为思考而生就的额头同时又是永不枯竭的愉快与欢乐的源泉。他谈起话来滔滔不绝，思想丰富而深刻。诙谐、幽默、玩笑、戏言，他全是信手拈来，用得恰到好处。内容严肃认真的讲演同时又是令人高兴的娱乐。……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阴谋，一种山头之见，偏私或名利之争曾对他产生过诱惑，妨碍他去探讨与阐明真理。他的话极富启迪性，迫使对方愉快地进行自我思考。他的词汇中没有专横这个词。我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感激之情提到的这个人，就是伊曼努尔·康德。他的形象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尽管如此，他却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多高的地位。这一点当然使康德感到压抑。他当了十五年未经国家正式聘请的大学老师。两次争取教授职位，两次都是他人捷足先登。后来，人家倒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教授位置，请他讲授文学，附加义务是每逢科学盛会或国家大事要为此做些应酬诗。康德拒绝受聘，由此后世人才有幸读到《纯粹理性批判》，而无缘欣赏康德的诗作。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庆幸。46岁时，康德终于如愿以偿，被聘为哲学教授。在国王的任命书上，用那个时代所流行的华丽文体威严庄重地写着：“极其卑顺之臣民们”齐声称赞康德“勤奋聪慧，尤在哲学领域知识博大精深，成就斐然”，因此皇上特任命他为哲学教授，相信他将“为人师表，克尽厥职，毫不懈怠地培养求学上进之青年，使他们成为栋梁之材。”
从此以后，康德的生活便在安定从容之中慢慢前进。除了和普鲁士文化部长有过一次冲突外，再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变化了。这位部长先生责备康德在有关宗教的问题上言辞过于直率。康德听到后，马上做出让步。理由是：“即使一个人所说的全是真理，那也并不意味着将真理公布于众也是一种义务。”
生活安定下来了，康德也该考虑成家了吧。但两次尝试均遭失败。二位认识康德的人曾谈到：“我认识两位康德崇拜的女性。她们先后贏得了他的爱慕。”如果他主动一点，肯定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但康德却“一拖再拖，坐失良机。不久，一位迁居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另一位嫁给了一个比康德迅速果断的老实人。”他人捷足先登，康德只好用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安慰自己。譬如他说：“多数情况下，未婚老人比结了婚的同龄人看上去更年轻。”不仅如此。康德颇有点恶意地补充道：“这些结了婚的老头子们，面部都很粗糙，这不正是他们生活在桎梏之中的写照吗？”
1804年，康德在哥尼斯堡辞世，终年八十岁。最后一句话是：“好！”
回顾康德的一生，人们会觉得，康德的生活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德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呆板、准时、不合潮流，还经常有些乖癖。但在这并不显眼的一生中，康德却完成了人类哲学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在他发言之后，后来的人就不能继续像他那样在同一意义上进行哲学思辨了。他的学说代表了哲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此，谢林曾在他的悼文中写到：“不管那些打着注释家和追随者旗号的人怎样简化或误解他的学说，不管那些苛刻的对手们如何攻击他，康德的精神不会受到丝毫损害。它将以其完美的、无与伦比的形式照亮哲学世界的未来。”
那么，康德哲学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对康德的哲学，人们已经进行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我们也许能够正确把握康德的本意，如果我们把下列问题看作是康德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的话：在可见的现实中以及在这种现实的背后起根本作用的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所有有条件的存在中那个无条件的、绝对的、超越了这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这当然意味着，康德的哲学思辨首先是围绕着自古以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这个范畴展开的，即探究直接现实存在以外的东西，探究现实存在的首要及终极原因。康德自己也曾说，他迷上了形而上学，这甚至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人类真正的、永恒的幸福是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的，所以人类也不能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置之不理。”
康德在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形而上学的范围与任务：人生中绝对的、无条件的东西是什么？现实存在中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是什么？普遍的、绝对的东西是什么？
人生中，有没有一种超越了这种有限的、有条件的生存方式的东西呢？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超越了死亡的东西存在着，这个问题涉及到（灵魂）不死这个哲学命题；现实存在只是有条件的链环，还是在其中间也有无条件行为存在的空间？这牵扯的自由这个哲学问题；最后，是否有一种东西存在着，它是所有有条件存在之总和，特别是世界与人最终也是依它而存在？这就是上帝这一命题。因此，康德认为，探讨“上帝、自由与不死”是形而上学“无法避免的任务”。
康德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但恰恰在这一领域，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在漫长的形而上学史上，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是些“单纯的摸索”，“未能触及问题本身”。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直接地从某个形而上学方面的假设开始，而必须首先提问产生这种怀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对这类问题搞不清楚？这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这本书如同一个舞台，所要表现的如同一场人们为了获得形而上学方面的认识而上演的戏剧。演员就是哲学上的种种根本问题，剧情便是人们千方百计地试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而这些努力却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失败。最终康德发现了，在这一领域人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其原因便在于人的理性的本质之中。也就是说，人的理性不可能深入到可见的现实存在的背后而发现它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可以非常清楚地从“自由”这个问题上看出来：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证明人是自由的，同时又可以提出一系列同样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证明人是不自由的。关于“灵魂不死”以及“上帝”的争论也是如此。这类问题无法借助纯粹的理论理性得到解答。
康德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一碰到这类问题就会“混乱与矛盾丛生”，思维便陷入了“多义与自相矛盾的永恒循环”之中，引起了一场场“丑闻”。更有甚者，“对于人类的理性来说，这些问题全是无底深渊”。意思是说，恰恰在关于上帝、自由及灵魂不死这类人的精神最感兴趣的关键问题上，人的思维必然误入歧途。最后，康德非常形象地将人的精神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努力称作是“在浩瀚无际、波浪撼天的大海中的航行。……远方时而出现的雾峰和很快将要消融的冰山，使那些狂热地四处寻找新大陆的海员们觉得目标就在眼前。他们一次次地被这种虚无缥渺的希望所驱使，所迷惑，陷入了一场场的生死冒险之中。他们从来不会放弃这种冒险，而这类冒险却永远也没有个完结。”
但是，康德并没有失望，也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形而上学的“新生”就在眼前，而这一新生只能从理性的自我反思中才能产生。人的理性必须看清自己的本来领域和极限在什么地方。按照这一意图，《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详细地探讨和检查了人的认识能力所具有的“极其混杂的构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康德进行了艰难的研究。那种咬文嚼字的老学究特点这时便变成了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科学品德。他指出，如果我们认为现实直接地再现于人的精神之中，那么认识就根本无法得到正确的描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倒是人把某些决定性的东西，即对时间、空间的想像和其他基本的抽象概念带入了认识过程之中。我们将这些想像与概念应用在通过感官所得到的感觉上，这样才产生了认识对客体的图像。因此，认识中最根本的一部分是由认识者主体本身的参与组成的。
康德由此而得出的重大结论是：人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一个表象，依存于人所具有的特殊的认识能力。我们所掌握的，并不是自在物本身，而只是作为表象的事物。在认识这块领地上，这就是人作为一个有限的生物的命运。因此，那些意在探寻现实存在之外的形而上学方面的努力，本来就已超越了人所具有的相应的认识范围。它们之所以失败的最终原因也在于此。人总在不断地追求，想使自己的认识扩展到自己的极限之外。但这些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终，人还是被迫回到同一个老地方，即经验的范围，因为只有经验才是可靠的。人总想建造一座“通向天国的宝塔”，结果他还是只能修个简单的“住房”而已。“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立足于经验之上，因此对我们来说，这个简单的住房就已经够宽敞高大的了。”
同时代人对《纯粹理性批判》毁誉不一。有人表示狂热地赞同，有人则疯狂地反对。譬如：哲学家门德尔松不无崇敬地称赞康德是“捣毁一切的大手笔”；黑格尔则说这论说是“无穷无尽的狂想之王国”，“败坏青年人的精神，使灵魂变得荒芜”。费希特反驳黑格尔说：“您骂康德，说他没有摸索到一点点正确的东西。我的天哪！他根本就没有摸索，他在观察。事物在阳光照耀下，就是和在黑暗中摸索时不一样嘛！”
耶拿大学发生的一件怪事说明了，研究学习《纯粹理性批判》有时甚至是很危险的：有位学生对他的一个同学说，这本书是很难的，你要弄懂它，起码得钻研三十年。对方当然觉得这是门缝里看人，但又想不出其他办法来反击，只好遵循能言善辩不如一剑的古训，要和这位侮辱他的同学决斗一场。
看看《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结论，人们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此书要求将人的认识严格地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但这一要求是否就是最终的要求呢？还有，既然这样，人为什么又要如此虽九死其犹未悔地总想超越这个界限呢？这不恰恰说明，单纯在这个现实世界上活动，还不能满足人的根本愿望吗？实际上康德也坚信，人的本质已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就是要不断地超越自我，超越这个有限的世界。缺少这一点，人将不成为人，必然坠入野蛮与混乱之中。
因此，康德还必须重新进行一番形而上学方面的思考。纯粹的理论思辨这条路走不通，这一点现在也没有改变。但人不只是个思考者，同时也是个行动者。那些通过单纯的思考难以得到的东西是否正好可能在人行动时以及反思自己的行动时表现出来呢？从人的行动中找到突破口，这是康德的一大发现。这一发现给形而上学带来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机。
康德相信，恰恰在实践这个范围内能够找到在理论范围内没有找到的那个无条件的、绝对的存在。他认为，如果人真心想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行动，那他就会看到，有一个无条件的要求，即一个绝对的无上的命令存在着。这个命令阻止他按其主见意志或一时的冲动去行动。超越了所有的理性思维，人会直接地感觉到：你必须如此行动。这样，在有条件的存在中，便出现了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即：“你必须如何如何！”
从根本上步入了“无条件”这个范围之后，康德便着手回答关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这些在理论思辨时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现在有了一个无上的命令存在着，那人在行动时必然陷入一种被迫做出决定与选择的境遇之中。然而，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决定与选择才是可能的。因此，当人听到这个无上命令时，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这一点，对形而上学所产生的后果是巨大的。尽管人生活在有限之中，但当他听到这个无上命令时，在随之而来的自由中，他就会感到，在内心的深处自己同时又是属于另外一个超感官世界的。这一点也正是人所特有的尊严。在康德看来，人同时是两个世界的公民。从这个思想出发，康德进而试图证明，灵魂不死与上帝的存在正是人的这种道德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我们很难接受他所提出的证据。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却是：在形而上学受到冲击、人们对此感到绝望的时代里，康德给它带来了一个新的突破。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试图摆脱有限的现实存在的束缚，认识那个绝对的存在。
因为：哲学思辨并不是单纯地找到答案，然后一劳永逸，坐享其成。哲学思辨就是不断地提出生活现实中最本质的问题。康德在形而上学方面的答案不是在所有时代都是有效的。康德之后，人类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之中，人类对超自然世界的认识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今天更是如此。但不管怎样，康德的下面一段话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他说：“如同我们不会因为不愿吸入不干净的空气而宁愿停止呼吸一样，要人的精神放弃形而上学方面的思考与研究，简直是不可能的。”
节选《通往哲学的后楼梯》
李文潮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