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命运的尽头〔文〕邓晓芒

史铁生的命运观，大家很容易理解。一个人惨遭那样的疾患，面临生死抉择，命运这个概念马上就跳出来了。史铁生21岁那一年，用他的话说是“活到最狂妄的年纪上，忽地就残废了双腿”。他当时就知道，无论他还能活多久，他这一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怎么办？他狂躁过、绝望过、伤心过、自暴自弃过，但是当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以后，他开始思考，他还这么年轻，21岁，他不得不思考。在他的年纪，他更愿意到世界上去闯荡一番，去猎奇、冒险、成就梦想，但是现在他只能沉思默想了，他是被逼无奈。

他想到了命运的问题，他有一段话：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要让一出戏剧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间的冲突。……上帝深谙此理，所以“人间戏剧”精彩纷呈。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上帝安排给我的命运注定如此，上帝这样安排自有他的道理，我们有限的人怎么猜得透，不要埋怨、不要抱怨。因为有我，还有很多其他形形色色不同的命运，所以人间才精彩纷呈。这个当然是斯多葛派的命运观，这是在西方很有名的、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他们认为，上帝让每一个人在世界大剧场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所谓“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你反正得走，命运已经规定好了，你总得走。当然这个观点融入到了基督教思想里。

古罗马时代就流行着一句谚语，“人间是一个大剧场，每个人在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后来基督教讲“天职”，不管你是当总统，还是当扫地的清洁工，都是你的天职，上天安排的，没有等级之分。既然你承担了这样一个职位，你就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观点很消极。但是也不一定，一个人病到了史铁生那样的程度，宿命论可能就是他唯一的心灵救助。通常中国人也讲，这是命，你得认命，你不可改变。既然不可改变，你抱怨什么呢？你抱怨无济于事，你只得忍受。

史铁生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面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你会觉得自己有可能更不幸运。他把命运、灾难相对化了，我觉得难忍受，有人比你更难忍受。有人劝他拜佛，他不愿意，他认为怀着功利的目的拜佛是玷污了佛法，不应该认为命运欠你什么。他读《圣经·约伯记》，悟到“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约伯无缘无故受到了各种折磨，灾祸降临到身上，其实是上帝和魔鬼打赌，魔鬼说你把灾祸降临给他，他就不信任你了，上帝说你可以试试，于是魔鬼给约伯带来种种灾祸，但是他仍然坚信。不断的苦难就需要不断的信心，不可贿赂谁，也不要埋怨谁。由此他走向了一种真信仰，真正的信仰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哪怕它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哪怕它给我带来的只是灾难，我还信，我仍然信。不要通过牺牲一点什么东西去献给神佛，换取一些什么东西，命运不受你的贿，但有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谛。信仰的真谛就是希望，就是仰望，希望来世。甚至不一定是来世，而是希望一个暂时看不到的，或者也许永远看不到的结果。

但是神在哪里？史铁生说神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那一刻，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但不一定能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神只存在于这样一条路上。他说“那也应该是文学的地址，诗神之所在，一切写作行为都应该仰望的方向”。一个是路，一个是方向，一个是眺望，这几个词都是非常关键的。信仰就存在于这几个词里：道路、仰望、眺望、希望。

写作就是文学的思想之所在，你眺望什么，不是眺望今天多少物质的回报，而是眺望文学的圣地。那么写作由此就成为了他的命运，他自从坐上轮椅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就只能是写作。走上这条路颇为不易，这是一条务虚之路，这就是为什么叫《务虚笔记》，当然也可以叫“超越之路”，务虚就是超越。我们日常太务实了，现在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我们来想想务虚的问题，超越一切，包括物质利益，包括身体上的健康或者是痛苦。《务虚笔记》里面讲了“童年之门”，那就是命运开始的时候，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开始是命运在敲门。童年之门就是这样的门。童年有很多门，他把童年设想为一间美丽的房子，房子里面有很多个房间，你走进了一个门就会与其他的门永远绝缘。而另外一个人走进另外一个门，他的命运跟你也可能就完全不同。

当然这都是现实的命运，我们这个都好理解，日常生活中人们都讲到，我当初如果不那样的话那就会怎么样，那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那一瞬间决定了我的命运，一般都这样说。但是史铁生这个时候考虑童年之门，是立足于一个务虚的层次上看的，一旦你务虚，你就会觉悟到所有的门都是同一个“我”的门，虽然我没有进到那个门，但是进了那个门的人也是我。

他说，“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别人的命运也许不是你的命运，但是别人在他的命运中的所思所欲同样是你的所思所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务虚的层次上，你描写他人就是在描写自己。他人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你在描写他，就是在描写自己，你不要把自己撇得太干净，好像我写的恶人就是我的批判对象。你的批判对象其实也包括你自己，而这就是人们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性。

我们在作品里看到一个丑恶的人，一个坏人，其实那就是作家的可能性。作家如果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没有对坏人的体会，他怎么写得出坏人来？这就是在一个非常务虚的层次上谈问题了，事实上我当然不是坏人，但是我可能是坏人。西方基督教所谓的“原罪”也是这个意义上谈的，中国人很难理解。原罪，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干干净净的，为什么有罪？基督教解释说他没有罪，但是他可能有罪，他有潜在的可能性。因为人是自由的，他可能变成天使，也可能变成魔鬼。一个小孩子生下来那么可爱，但是一步步走来，过三五十年再来看他，可能就完全不同了。站在可能世界层面上看问题、谈问题，我们就可以消解宿命论。

宿命论就是命运不可抗拒，你只能被动接受，我刚才讲了，这看起来非常消极，但是如果你立足一种可能世界，你就会反思到人的自由意志具有的决定作用和责任能力。决定作用就是，你可以选择，你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哪怕命运决定了你，你也是可以选择的。还有责任能力，哪怕这是你的命，你也得为你的行为负责，不能推诿于外界和别人，说既然我命中注定这样，我就可以不负责了，不是我要这样的，是命中注定要我这样的。不对，因为你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有它的决定作用，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对于已经被命运决定了的现实世界赋予自己特有的意义，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它，怎么对待你自己的命运。

比如说史铁生的残疾，使他看清的人的命运的悲剧性和残酷性，甚至于荒诞性。这个没有道理可讲，为什么我就突然残废了，那么多人就没有残废，唯独是我？我为什么就这么倒霉？没有道理，想不通。然后他站在务虚的层次上，悟到了其实残疾是人类的普遍命运，还有比我更惨的；或者说哪怕是比我更好的、更强的，他也有他的局限性，也有他的限度，都只是残疾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你相对来说如何受到命运的支配，当你眺望神的时候，你可以“扼住命运的咽喉”——这是贝多芬的一句名言，你可以掌握命运。命运虽然决定了你，但是你一旦起来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你就可以利用它来干你自己的事情，你就可以拿你既定的命运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这就是文学、艺术、音乐、诗歌、写作等等。

在这样一些行为之中，在这样一番事业之中，命运成为了你自己作品的材料。你必须有命运，必须有材料，不是说我写作，我的音乐、我的艺术凭空就能够产生出来，达到自己的高度。而是面对命运，我怎么对待它，在战胜和支配命运时才会产生出作品，产生出写作。而命运在你的写作中就成为了你的作品的材料，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倒成了你的创作不可缺少的了。这就是史铁生所发现的一种崭新的命运观：命运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之运动。

这个崭新的命运观已经有很多人在说，像存在主义讲，人是“被抛入”他的自由之中的。所谓被抛入，那就是命运；但却是被抛入到自由之中，你不是被抛入到一个事物之中，而是看你怎么样抉择，看你怎么样发挥你的自由意志。命运提供了你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对象，这个抛入就非同一般，自由才是你的命运，或者说，你生来注定是自由的。这样一解释，你的命运其实是由你自己所造成的，你整个的命运最初看起来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你自己所造成的。

这种命运观在中国前所未有。中国传统的命运观只不过是士大夫们的某种使命感，最著名的，像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为什么如此，是因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都是由于失宠于当道，怀才不遇，惨遭厄运，靠写作“以舒其愤”；但经历了磨难以后，却可以大有作为。还有孟子的那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些都是历史的经验，带有直接的功利性。司马迁自己就是受了宫刑，结果写出了《史记》，这是多么大的成就！但这仍然还是功利的角度，这些成就都是有利于国家兴亡、世代传承的一种政治文明，然而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谈，就还没有上升到人生哲学的层次。

而在史铁生那里，人的命运是荒诞的，偶然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不是什么历史使命。史铁生当年残废了，坐上了轮椅，从来没有说从此就意识到自己担负着天降之大任，更没有想到借此磨难可以成为伟人。你甚至不能问：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恰好就是我？因此也谈不上什么“郁结”、“发愤”这些概念，而首先是认命，我就是这个命。但是认命以后是生死的问题，你是生是死，取决于你的生命力是否强悍。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残废了，但是你的生命力有没有那么强韧，你的自由意志是否觉醒？我人还活着，我的自由意志是否还活跃？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力量的话，孔子也好，屈原也好，都不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孔子命运不好，但是他作《春秋》，为什么一定要作？屈原被放逐了为什么一肚子的《离骚》？庄子就告诉人们，只要一个人心态放宽，残疾人照样可以活得很好。《庄子》中举了大量的残疾人的例子，说“畸于人者，畸于人而侔[móu]于天”，在人看来是畸形的，残疾的，但是他“侔于天”，是天然的。

在大自然的眼光中，自然的东西没有畸形的，只是在人看起来是畸形的。又比如说屈原，行吟泽畔，悲痛欲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怎么办？没人理解他。当时遇到一个渔父，老庄的信徒，劝他“与世推移”，“不凝滞于物”，要顺其自然，安安心心过你的日子就行了。但是屈原没有听他的，屈原总觉得自己是国家栋梁，放不下这个架子，最后只好投水自尽，恨恨而死。屈原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们放下了这个架子，你曾经是国家栋梁，或者你想要成为国家栋梁，但是做不到。怎么办？于是援引老庄，建立了“儒道互补”的人格结构。中国士大夫这点已经确立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此再也看不到像屈原那样极端的诗人。

中国人的生命力在老庄的哲学里应该说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和封存，他在大自然里，在自然界里面可以得其所哉，自得其乐，可以排除世俗的烦恼，官场的失意、情场的失恋、商场的失手，都可以经过老庄哲学得到解脱，不至于不活了。但是这种生命力由于弃绝反思，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能量。现在让你隐居山林也好，远离世俗社会也好，固然是自由，但是缺乏反思。什么是反思？就是说你自由了，你拿这自由来干什么？老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干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在山里隐居的人，据说现在隐居终南山的人已经达到5000多隐士，他们什么事也没干，把隐居当自己的事业。而这样不干什么的水平实际上是儿童的水平，返璞归真，归到儿童的纯真，这样的自由自在放在那是没用的，封存起来了。固然把人的自由封存起来，保护起来，但是无法调用，就像庄子所讲的那株不堪器用的大树。

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道家的信徒隐居起来，他们大可以干很多事情啊，比如研究文史哲，研究数学，研究自然科学，从事文学艺术生产，得产生多少创造性的成果、学术成果、科技成果和艺术成果！对人类的精神事业得有多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不干。当然有些人为了长生去炼丹，也许有一天会促进化学的发展，但是他们不是为了这个。他们没有一种纯粹为了兴趣而超越此岸的彼岸追求。例如在数学领域，那叫“屠龙之术”，所以中国没有产生欧几里得那样的几何学。他们的自由只是儿童的自由，维持在儿童的水平。最后也只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就是屈从于命运，很少有积极的成果。

史铁生则不同，他一直在那里眺望，眺望到了命运的源头，命运从何而来。既然是上帝给他规定的命运，既然他不可解释，既然是那么样的没有道理，那他只有信仰，只有对彼岸精神世界的希望，这是他眺望的目标。他从这里可以找到此岸的生命力勃发的强劲动力。彼岸世界就是可能世界，彼岸世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可以作为人追求的目标。他在可能世界中进行精神的创造和写作，活出了人样，人就该这样，不被命运所打倒，不被命运所战胜。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面讲的，人生下来不是为了被打败的。

选自《史铁生的哲学 — 铁生67岁生日·邓晓芒教授演讲》